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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他坐在桌边，把一个计时器放在桌上，转过来朝她，按了一个数字，45分钟，然后说：

        "跪着等。"

        那个计时器是厨房用的那种，白色，塑料壳，旋钮式定时，在这间从笔到文件边缘都对齐的办公室里，它是唯一一件廉价的东西，廉价得刺眼。她后来想过他为什么用这个而不用手机，想明白了：手机是他的，计时器不是谁的，时间一旦拧上去，连他自己都不去碰它，这四十五分钟从她跪下那一刻起就不归任何人管了，只归那个旋钮管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站着，没动，看了一眼那个计时器，屏幕上的数字在倒计时，44:59，44:58。

        "你疯了。"她说。

        跪，这个字在她的人生清单上是空白的。她被叫过家长，被前公司穿过小鞋，被客户当众刁难过，那些时候她的膝盖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谈判，膝盖是她身体里最不懂妥协的部位，比嘴还硬。罚打是痛，痛她可以咬牙，跪不是痛，跪是一个姿势，姿势是给人看的，哪怕这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观众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没有回答，重新看向电脑屏幕，开始打字，像是她不存在。键盘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很清楚，规律，不快不慢。

        "你打算站多久。"他问，眼睛没有离开屏幕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句话的恶劣之处在于它把她的站立也纳入了计时。她站着，计时器照走，44分钟的额度一秒一秒往下掉，她站得越久，欠着的那部分就悬得越久，他连催都不用催，那个白色的塑料旋钮替他把所有的压力都施加完了。她站在那里算这笔账：站到底，他等得起，他有的是晚上；现在跪，四十五分钟之后这件事结束。这不是屈服，她对自己说，这是止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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